杏耀娱乐平台|忽忆恩师邢公畹

前些日子，同事郭老师几次来与我讨论古汉语的声韵调问题，比如如何反切、如何确定某字为入声等。古汉语的声韵知识，我在大学的基础课、专业课上两度学过，但由于多年不用，早就忘了。为了解答郭老师的疑问，我找出邢公畹先生编写的《汉语音韵史》讲义重新温习，为郭老师整理了《关于十六母的清浊》《从古代反切求现代音的几条规则》两份材料，也由此忆起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的恩师邢公畹先生。

我是1959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当时系里有好几位教授，其中最著名的是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和音韵学家、方言学家邢公畹先生。我从中学时代就崇拜名师，盼望着他们来开课。

没过多久，我听说邢先生要为我们讲授《现代汉语》，这个消息使我喜出望外。

邢先生曾参加1954年语言学界关于汉语主宾语问题的讨论，并有多篇文章发表。课上，他介绍了当时讨论的情况，并对讨论时涉及的典型例句进行了具体讲解，比如“台上坐着主席团”“王某七岁死了父亲”“众姑娘都不是结实身子”“皮鞋擦得亮得照得见人”等，这提高了我们分析句子成分时辨别主宾语的能力。

读到高年级后，邢先生又教我们《汉语音韵史》。他在开课前就编好了两大册油印讲义，开课后按照教学计划逐章逐节讲授。讲课时，他不是照本宣科——有的地方详讲，有的地方略讲，有的地方不讲。除了讲授专业知识，邢先生还让我们学习前辈的学术研究方法，比如“例不十，法不例”“说有易，说无难”等，从而严谨治学。杏耀平台注册

方言学是一门“口耳之学”，上方言调查课时，邢先生对我们十三个同学是手把手地教。在教我们如何审音、辨音、记音时，他每发一个音，都要走到学生面前，让学生再发一遍，随后指出不对的地方，并嘱咐我们多加练习。很多我们不熟悉的、难度又大的音，他都是这样帮助我们反复练习的。他还教我们如何对方言调查结果进行整理与分析，比如怎样建音档、怎样自制记音卡片和卡片盒等。

邢先生分析问题非常富于哲理性。他在讲语音演变规律时常说：“语音演变有一定的规律，也有例外。但例外有例外的规律。”有一次说唐诗拟音，他在黑板上演示，它（指一个具体的音）左边的音是x，它右边的音是z，那么它必然是y，我们因此认识到在学术研究上可以运用逻辑推理的办法。

我不仅喜欢听邢先生讲课，也钦佩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因此经常在课下到他家求教。可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随意去邢先生家，会给他和家人带来不便。有段时间，每周六礼堂后的小广场都会放电影，我把凳子往小广场一放，就向邢先生家跑去。邢先生从来没说过今天不方便，让我改日再来，而且每次去他家，他都把我让到沙发上，自己坐在对面的小圆凳上。杏耀平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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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去他家，他正在翻检卡片盒中的卡片，研究《红楼梦》的语言风格问题。邢先生知道我的家乡是河北涿县，离北京不远，就问我：“‘巴巴儿’这个词，现在的北京人还说吗？它的确切意思是什么？”我答道：“我家在北京西南方向，距离北京一百四十里。在涿县话中，‘巴巴儿’是副词，词义是‘一再；苦口婆心’，它后面常跟状语的标志‘地’，比如：‘去以前，我巴巴儿地嘱咐你，你就是不听，坏事了吧？’至于现在的北京人是否还用这个词，词义是否跟涿县话相同，我不大清楚。”

邢先生又问我：“《红楼梦》里说‘家去’，不说‘去家’，涿县话也这样说吗？”我答道：“是的。特别是以命令的口吻叫自己的孩子或妻子回家，不要在外边惹事找麻烦时，常常会用到。跟它相似的结构还有‘家来’,不说‘来家’。”他听了我的回答，说：“动宾颠倒，真有意思！”

也不是每个问题我都能回答。我的家乡涿县古属范阳之地，邢先生问我：“《水浒传》上说的某某‘头上戴着范阳笠儿’，‘范阳笠儿’现在在你的家乡还有吗？是什么样子的？”我从没听说家乡有一种帽子叫“范阳笠儿”，也就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杏耀平台注册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聊些别的，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正在自学德语。我说：“您已经掌握几种外语，都年过半百了，还这么好学？”他听后笑了笑，重复了一下“年过半百了”，大概以他当时的心态，从没觉得自己“老”。

由于日渐熟络，邢先生对我也就不客气了。大学三年级的学年论文，我写了一篇《涿县方言描写》，他看后只给了我“4＋”。在课下他批评我：“你的论文描写得很细致，但分析不够，没有归纳出涿县方言的明显特点，不像一篇论文。”还有一次下课后我陪他往回走，他在路上说我的字写得太潦草，将来在工作中会吃亏。我辩解道：“我上学晚，没有认真练过字，写不好。”他马上说：“不是要求你写得多好，写清楚总能做到吧？要一笔一画地写！”在这之后，每逢书写，我总是一笔一画，再也不敢潦草图快。

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我与邢先生仍断断续续有些音书往还。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闹图书荒，一次，我从不同的渠道领到两册吕叔湘先生翻译的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油印本，我想邢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没有书读更苦，马上托来京的校友给他捎去一册。收到书，他马上给我回了信。1979年年末，北京语言大学几个语言专业的同好编写《中国语言学家》一书时，南开大学几位语言学家的传记由我来执笔，我又一次得到了向邢先生请教的机会。杏耀平台注册

至于我与邢先生见面，印象中只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和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同仁来北京语言大学交流；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加南开大学纪念李何林先生的座谈会，当时邢先生坐在主席台前。会议间隙，我跑过去跟邢先生打招呼，可邢先生说他没戴助听器，难于交谈，我只好遗憾地离去。真没想到，那是我与邢先生见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