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耀登录|三访林业英雄马永顺

追看电视剧《青山不墨》，让我又开始常常翻阅那些大大小小的尘封的采访本。每当这时，曾采访过的主人公就会从记忆深处依次走来，他们的先进事迹就会再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林业英雄马永顺。在近10年之中，我曾先后3次采访马永顺。轻轻地翻开采访本，犹如翻开历史的某一页……

1991年4月，首届小兴安岭森林节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为《世界金融》黑龙江省深化改革专辑之四伊春特辑组稿，我奉命去铁力局采访马永顺。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怀着对英雄的仰慕、对父辈的敬重，我轻轻地推开了那扇深蓝色的木门。

那时，马永顺身体仍然健壮，声若洪钟，一见到他，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伐木的英姿。我想：他就是伐木英雄，伐木英雄就是他。以至于后来在采访电视剧《世纪公民》摄制组时，看了著名电影演员王润身饰演的以马永顺为创作原型的主人公冯达奎时，总觉得他离原型太远，甚至天真地问导演李源：你们何不请马永顺出演这个角色？

那时，曾与老英雄几次长谈；他记忆力很好，谈锋很健，稍一提示，他就会滔滔不绝。他给我讲旧社会，“老木把”在“绿色监狱”遭受非人折磨：他被“伐木把头”打伤后逃出了人间地狱，但是，伤口溃烂，无钱医治，曾沿街乞讨……杏耀

老人讲述那些辛酸的往事时，两眼充盈着泪花。我知道，正是由于他走过那段黎明前的黑暗，受过非人的折磨，正是由于他对旧社会的痛恨，才点燃了他的一腔激情，他热爱新中国，热爱新林区；爱与恨，就是他力量与勇气的源泉啊!

马永顺虽然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但是，他却倍加谦虚，每逢马永顺向我谈起当年进山伐木的情景，总是极其自然地说：“我们工组，我们工组。”不论什么成绩，都是我们工组。

采访的第一天中午，我和铁力局宣传部的王伯成等人邀老英雄去招待所一起吃午饭。老人举止彬彬有礼，走路时示意别人先走，进门时伸手做出“请”的手势。上菜时，把好菜转到别人面前。只有喝酒时，自己先干，还连连说：先饮为敬。我在心里惊叹：老英雄70多岁了，还这样关照别人。

第一次采访马永顺，我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青春》，还从摄影家郑野那里索来一张马永顺年轻时的照片，文与图片都刊登在《世界金融》杂志。

1999年元旦，我正与家人团聚欢度新年，忽然接到伊春日报社总编的电话：“明天早7点到北山（伊春）宾馆报到，随行全总文工团创作组去铁力局采访。”阖家欢聚的气氛被打断，我稍一犹豫，但一想到是采访老英雄马永顺，又产生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我知道，我无法拒绝工作，我无法拒绝自己……杏耀

1999年1月7日上午，瑞雪飘飘，我们一行来到马永顺家。走进那间并不陌生的小屋，老人早已起身让座，老人穿着一条藏蓝色长裤，深灰色中山装，一双深蓝色二棉鞋。他笑眯眯地说：“快拿水果，拿糖，倒水。你们千山万水地来到小马家，千万别客气，吃，吃啊。”

陪同采访的市总工会副主席冯洪武、铁力局工会主席李淑杰向马永顺一一介绍来访者。介绍到我时，老人脸上现出似曾相识的神情，我趁机说：“1991年我采访过您。”老人立即说：“知道了，咱们是一家子，小马采访小马，可是，你写我的文章我可没看到啊。”我当即说：“我带着我的书呢，文章收在这本书里了。”老人哈哈大笑起来：“这回你可得给我。”

接下来，老人一边极有兴致地回答几位编剧的询问，一边不断提新话题；说着说着，全总文工团团长娄乃鸣非要听老人喊号子，老人立刻显出很兴奋的神情，不无骄傲地说：“我小马嗓子有亮音儿，喊号还是挺好听的。当年，老哥们儿都说抬木头是‘三分抬七分打’（打号，即喊号子）。我们抬木头号时，木头上放一碗水，不洒不晃。”可见，劳动号子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老人说完站起身，亮开嗓门喊了一段劳动号子，那劳动号子的词朗朗上口，调门雄浑、悠扬：哈腰挂哟／嘿哟／哥几个呀／嘿哟/加油干哪／嘿哟／大红松啊／快出山哪／嘿哟／嘿哟……杏耀

来访的娄乃鸣等人毕竟是文艺界人士，当马永顺喊出第一声时，立刻随着调门应和起来，一时间，小小的屋子里回荡着久违的劳动号子声。

马永顺喊完了劳动号子，大家余兴未尽，一定要看看他的“荣誉箱”。那是一只褪色的旧皮箱：暗绿色，宝贝似的摆在炕琴上。老人搬下来，众人打开一看，里面是各种荣誉证书、奖章、纪念章。其中有一面精致考究的纪念盘尤为引人注目：细白瓷的盘面上，一株葱茏的松树，生机勃发，仿佛散发着浓郁的松脂芳香，一行鲜红的草书与之呼应：马永顺同志从事林业科技工作50周年纪念。望着这面纪念盘，老人脸上洋溢着自豪、喜悦、凝重、激动的神色，他情不自禁地回忆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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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老人头上的霜雪，望着那历尽沧桑的脸庞，望着那闪过往昔云烟的眼睛，望着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我喟然慨叹：呵，在他那朴素的工装里，在他那五个纽扣的后面，跳动着一颗怎样博大、高尚、纯真、赤诚的心啊。

为了丰富素材，我们决定去马永顺林场采访。马永顺对林场有一种特殊感情，他曾在这个林场工作多年，这也是他工作的最后一个单位。老人曾扳着指头对我说：“铁力局12个林场，我走过（工作过）11个林场。”1999年1月8日上午，我们一行来到马永顺林场。汽车在场部门前刚刚停稳，马永顺就急急地下了车，熟门熟路地、仿佛回到自家似的。走进会议室，那些当年和他一起进山伐木的老哥们儿早已在此等候。马永顺和他的老伙计们手拉手，脸对脸，相互凝视，片刻，马永顺认出对方，一一道出姓名。他指着退休工人张玉琢风趣地说：“你是张玉琢，你64岁，我43岁，你是我大哥。”张玉琢与马永顺曾是一个工组的，听马永顺称他为大哥连说：“中，中!”杏耀

老人们坐在一起，共同回忆起遥远的过去。提起当年，马永顺有说不完的话：“要说当年采伐呀，那是真艰苦。住地窨子，点柴油灯，黑灯瞎火，铺挨铺住了一冬天，不知睡两边的哥们儿叫啥名；三五个月不回家，就是回家，也是顶着月亮回，顶着星星走，两头不见太阳，孩子三四岁了还不认识爹。上山吃啥呀，吃高粱米饭；食堂派人用铁桶挑着送饭，到山上，饭冻成了冰坨，就剩下一个心儿了。可是，谁也没怯阵。咱们就是恋着这片林子，就连孩子起名，都跟木头有关：大楞、二楞、杠子、墩子……”

马永顺的话使几位老人产生强烈共鸣，他们纷纷打开自己记忆的闸门，任情感的泉水喷涌。一位老人神情激昂地说：“要说马永顺哪，那真是顶呱呱的英雄。当年，我们哥几个一个工组。哪有困难上哪儿，累是累点，那才叫光荣哪。”是啊，多少年来，马永顺和马永顺工组的名字是那样的声名远播、经久不衰，是那样的震撼心灵、动人心弦。杏耀

听着马永顺和他的工友们的叙谈，感受着这些林区开发建设者的情感，我眼前不时闪现过一幅幅绚丽而壮观的画面；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他们迎着共和国初升的太阳，从贫瘠的田野走来，从荒凉的废墟走来，从血染的战场走来，从遥远的都市走来，走来了，英雄的开发建设者。他们不怕山高林密，他们不怕虎豹豺狼；他们不怕千难万险，他们不怕严寒酷暑雨骤风狂。开山斧敲响了千年紧闭的山门，喊山声唤醒了万年沉睡的兴安。一根根原木，一腔腔激情，一滴滴热汗，一车车原木，飞向大江南北，做栋梁，做门楣。一座新兴的林业城市，傲然屹立在北方边陲……

那两位编剧和我一样，一边凝神谛听，一边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记着。

1999年12月6日，我奉命去铁力局执行任务。我分到的任务是，为即将在北京举行的马永顺事迹报告会撰写报告。那时，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我又一次采访了马永顺。

那天，见到马永顺时，他略迟疑了一会儿，慢慢地记起我。面对来自首都各新闻单位的20多位记者，老人风采依然，谈吐自如。哪年入党、哪年去北京、哪年去莫斯科领奖记得清清楚楚。他的记忆，他的身体，他的反应，他的劳动号子，他的一切一切，都令那些初次见到他的记者难以置信。在铁力局宾馆，与我一墙之隔的一位记者用手机与北京同行通话，讲起马永顺的事迹、马永顺的精神，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他反复说：“马永顺真了不起!奇迹!他本身就是个奇迹!”两个房间里像开电话会似的响着他的声音。杏耀

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我还另辟蹊径，采访了马永顺的几位子女，尤其是他的大女儿马春华。从他们那里我挖掘到几个鲜为人知的事例。有的写进了报告，有的还沉淀在我心里。那篇题为《爱森林胜过爱自己》的报告先后修改七次，仅结尾就改了三四次，这是我的写作生涯中耗时最长的一篇稿子，也是修改次数最多的一篇稿子。即使这样，马永顺的事迹还远远没有完全写出来。

森林，毕竟不是年年如期盛开的鲜花，大山，毕竟不是天天新鲜灿烂的童话。五十年不间断采伐，使森林失去了昔日风采，绿色宝库成为遥远的记忆。面对残酷的现实，年近八十岁的马永顺忧心如焚，他一次次走进大山，植树造林。他自己栽树，又率领家人栽树。我和许许多多人一样，曾这样探询：“这么大的森林，还缺您栽那几棵树吗？最初，您是怎么想到栽树的？”老人答道：“栽一棵树，这林子里就多一棵树；如果这林子都伐光了，子孙后代吃什么？周总理早就说过：青山常在，永续利用。”杏耀

2000年2月15日，当我第四次奔赴铁力采访马永顺时，老人已溘然长逝。伊春日报社编委会下达的任务是：采写3万字通讯，3天必须交稿!

时间紧迫，任务重大，我不敢推辞。匆匆进入角色：案头准备，深入采访，昼夜写作。连续奋战三天三宿，我终于拿出了长达3万字的通讯《兴安愚公》。马永顺的事迹，马永顺的音容笑貌，再一次在我心灵的屏幕上一一闪过……

马永顺曾对他的子女说：“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这片林子里，我活着栽树，死了也要看着这片林子。”

这番话曾深深震撼着他子女的心灵；当我听到这番话时，同样被深深震撼了。一幅立体画映入脑海，挥之不去。画面上，马永顺背靠连绵起伏的青山，双手抚摸着参天大树，双目凝视着远方。这，就是林业英雄马永顺。他活着，属于这片山林，他倒下了，依然属于这片山林……